“标记物。”福顺冷笑,“八十年代末就有人往参田里灌重金属促生长,这种参看起来粗壮,实际有毒。”他转向妹妹,“记得98年村里那些得怪病的孩子吗?就是吃了含铅的中药。”
路春花手一抖,茶水洒在桌上。她突然想起小时候,福顺曾怒气冲冲烧掉过一麻袋当归——那天他第一次对晓兰姐大吼:“这是害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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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福顺执意要去祭拜父亲。在长满青苔的墓碑前,这个走南闯北的药材商突然红了眼眶。
“爹,咱家现在有十七个种植基地了。”他用袖子擦拭墓碑,“按您当年教的,全用古法种植,一滴农药都不打。”
路春花望着哥哥的背影,想起八十年代那个雪夜——父亲背着发烧的晓兰姐,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二十里山路去县医院。后来晓兰姐成了她嫂子,小两口白手起家跑药材生意,第一笔本钱还是父亲卖了祖传的银镯子凑的。
“对了。”福顺从内袋掏出一张泛黄的发票,“收拾爹的遗物时找到的。”
发票抬头是“县药材公司”,日期1989年3月,品名栏写着“川贝母50kg”,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角落里的公章——幸福水泥厂劳动服务公司”!
“水泥厂当年还做药材生意?”韩东来敏锐地察觉到异常。
福顺摇头:“我查过,他们是用药材运输车偷运矿渣。晓兰的舅舅就是发现这事后……”他喉结滚动,“出车祸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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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一行人来到福顺下榻的县宾馆。林晓兰正在整理样品箱,她虽已年过五十,但那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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