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道的地方,她说她得的是严重营养不良引起的肺结核。
文医生不但没要她诊金和药钱,还带她去了隔壁买了热乎乎的面包圈。
她说,她曾经和她一样,也挨过饿受过寒,她还很年轻,她要坚强,“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有希望。”
上一个和她这样说的人,还是妈妈。
她生长在西西里岛,父亲原本是玻璃厂工人,一战后的大萧条里,他失去了工作开始酗酒度日,有一天母亲发现他彻夜不归出去寻他,才在河里看到了一具浮肿的尸体。
“他失足掉下去的,”警察甚至懒得做记录,“又一个醉鬼。”
弟弟被征召去东非那年才十七岁。一年后,一个包裹被送到家门口,里面是本破旧的日记和铜质殉难勋章。没有遗体,连正式阵亡通知都没有。
整个意大利都在为法西斯主义疯狂,利达每天经过征兵处的长队,听见男人们谈论着埃塞俄比亚的金矿,女人们则在配给站前为黄油大打出手。没人关心艺术,没人谈论美——除了母亲。
“跳给我看,我的小天鹅。”母亲会在做完整天的帮佣工作后,靠在门框上,看利达练习芭蕾。那些给贵族夫人们烫衣服、擦地板挣来的里拉,变成了女儿的舞蹈课学费。
“她有天赋,”舞蹈老师说,“真正的天赋。”
但天赋在战争年代是最廉价的商品。母亲咳血而亡的那个冬天,利达把她留给自己最后的钱缝在内衣里,跟着远房表姨坐船来了法国。巴黎——艺术之都,是她梦里自己会穿着白纱裙在歌剧院跳《吉赛尔》的地方。
现实却是蒙马特后街的舞池和醉汉们露骨的目光。没有科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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