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套上的一摞勋章。我正掰着指缝试图把它们摘下来,就见朝禄憋红着脸,又气又急地打出手势:骗子。
然后他大步冲过来,一把把我连人带项链扑了个满怀。
这晚——感谢1997的经济自由机制,我先跟朝禄各自剪了一把头发,然后带他直奔隔壁红灯区,找到最他妈好看且贵的一栋楼开了房。
剪头发时朝禄一直在心疼,几乎要从理发师小姐手里把剪刀夺过来,我觉得好笑,“剪也还是到肩膀,就是修出个形状。还是你喜欢我留长到腰?”
他嫌弃地看了我一眼:一刀剪下来,可以卖钱。
我:“……”
黄昏的光线柔和得像层流沙,从半开的窗户泻进来,落在他碎乱的短发上,像是镀了一层轻柔的亮边。
不久以后,夜色像片沉静的海,远处银礁的喧哗声和楼下的人来人往像潮水一样翻涌着传来——说实话,我没想到红灯区里那家名叫“圣托莉娅”的宾馆里面居然意外得体面。
七楼走廊铺着暗红色旧地毯,每隔几米就有一盏圆形壁灯镶在墙上,门牌号则是用银色漆喷的,花纹出人意料得繁复。
门推开是淡奶油色墙壁,窗侧系着松软的白色纱帘,窗外就是大海和白沙滩——“妈的,早知道当时就该攒钱来这操一遍。”我悔得肠子都青了。虽然我这辈子做过丢人的事不计其数,但是其中前叁绝对要有请不起情人住高级酒店——更令人窝火的是现在这地方也不能算是高级酒店。
朝禄这才想起来了似的,拉下脸来:你是不是没有带私人飞机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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