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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报关的一柜电子元件,重量在4吨左右,而这批所谓“主板”的码头核重单却显示整整有8吨,却没有任何螺丝、电容、电阻等配件。
沉时安冷冷一笑,在纸上写下:“空壳。”
他知道那些做法。把毒品混进元件壳体,甚至用“钨粉”伪装成电子导料,再转手卖到香港各个地下加工点。只要不是警犬当场开箱,谁都查不出。
他连夜去翻那几柜货出货的时间,又查到港口那几日有三家报关公司临时换了清关人员,而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是用住址挂靠的方式注册,关联企业里没有一家实体办公室。
沉时安回过头,调出那几家报关行的原始开户资料,一张张翻,终于在一份打印模糊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林子杰”。
那是几年前他在九龙听过一次货柜调度时出现的人名,那时他还蹲在沉家车队仓库后头帮人数纸箱。
他开始查最初的、纸质的、泛黄的单据。他在公司地下的储藏间里找出几十箱封存的旧资料,拉上窗帘,把时间往回拨十几年。
他一页一页翻。
标记、批号、集装箱编号、签收方、运输车牌。用红笔一点点圈出有问题的重合和缺漏。
他白天穿着校服去学校,晚上换上家居服坐在桌前,十个小时不动一下。佣人几次来问他要不要吃饭,都被他一句“出去”打发。
来新加坡的第六个月,他拨打了沉兆洪的电话。
那边正是饭局结束,沉兆洪接得有些匆忙,声音含着酒气:“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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