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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什么?”韦弗莱几口将水喝干净了,起身又去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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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妮娅的父亲或母亲是日本人,从她的脸型可以看出来。她在进屋前有脱鞋的习惯,是吗——颜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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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我道,“我不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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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等候室定期清扫,从不积灰,所以不容易留下明显痕迹。”他低着头,双手交握着,拇指靠在一起不住打转,“东区刚刚下了大雨,那位小姐没有带伞。显然,她吃完午饭后脱下高跟鞋跑了一整子,以至于衣服和脚底沾上水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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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慢点......”韦弗莱咳嗽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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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抱歉。”他继续道,“看哪,这位可怜的小姐在房间里踱步,最终带着某种暗示站在一把椅子上把整面墙刷成了红色,然后——bang,一枪结束了自己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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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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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大错特错。”克雷尔直起身,“尸体搬走了吗?我想我得回那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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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弗莱去取监控录像,我陪着克雷尔去一号等候室。他站在门口,低头看了看那双高跟鞋,道:“下面我说,别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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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妮娅·安德鲁,29岁左右,从事政府文秘工作。今天是周六,她在中午十二时许到了布什菲尔德街,和一个男人共进午餐。她收到了一束红玫瑰,是个人都知道那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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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午饭后来到了这家心理诊所,但没有预约,似乎要找谁。但在之后,她在前往偏僻等候室的路上被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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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带着无指纹手套,脚上也穿着鞋套。凶手脱下她的鞋,摆着门口。”克雷尔跨进门,“那人显然用什么捆绑了她的手腕,只留下极细微的红痕,一般人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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