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捞保底都超过5千了,计件单价是固定的,店里的就餐客人桌数上不去还下滑,心里都有底,拿保底工资。但我是刚来一个星期的新员工,是不可能像老员工那样去做的,必须得勤快,不然就有可能被刷掉淘汰,疫情之下,又接近于身无分文,我还能去哪?若是像武汉那样封城,我该如何是好。这一个月不能想着挣钱,得想着如何留在19店而不被赶走,唯一的做法就是勤快做事。心里想好了,就去倒底料走锅,晚上收尾了就去洗碗,一头扎进转移箱不停的刨碗,一句话不说,直到下班叫停为止。
2月26号一如往常,和鲍师傅、宝哥聊了很多,他俩问我以前是做什么的,怎么想着来海底捞。我也只能苦笑着回答,若不是走投无路谁会来海底捞打工,无非就是缺钱。曾经我也过得快活开心,只是那时不知体谅父母在默默为我承受辛苦。总说家里不缺钱,不需要我寄钱,让我把钱用在刀刃上,家里已经是第五代农民,希望我能有点出息,重新光耀门楣,最好像太太太爷爷那样。我也不知道太太太爷爷那时是什么样,家里的族谱都丢了一大半,只留下老祖宗的名字,总不能根据名字知道他的光辉事迹吧。大学刚毕业那会,就是受到这种思想,领导不赏识,就不停的换工作(两年换了4份工作),毕业两年了最高的职位也只是个采购员和后勤主管,虽然叫着好听,相比于上海,工资在二线城市的贵阳是很低的,都比不上海底捞的一个服务员拿得多。攒了两年的辛苦钱拿去创业,一年就亏光了,若是没有这种出人头地的思想作怪,好好在老家上班过日子,那是相当惬意的,可惜没有后悔药。这不屁颠屁颠跑到上海来吃苦,从头开始。
2月27号,每天的高峰期都集中在晚上6点至9点,这三个小时最忙。
今天我从保鲜库提了一袋香菇放在配料房的保鲜柜里,切配辅料用了一点,没用完的就放在保鲜柜(这是违规的,按照规定,当天没用完的毛料还在保质期内的要及时放回保鲜库),然后就去协助洗碗了。后来上菜房的花姐提着香菇来找我,在我身后朝我喊着说:“夏刚勇,香菇不允许一直存放在配料房的保鲜柜”,(那时的我也不知道有这条制度)我手里捡着碗又迅速的堆放在一边,扭头朝她看了看,点了点头,又继续做事,洗碗机的塑料传送齿轮上搭着很多碗,捡碗的速度得快,不然就容易卡住。花姐以为我没听到,又朝着我喊,我还是回头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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