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找领导,低低头,弯弯腰,说些好话,送点东西。人家就一声不吭。我都说清楚,一家子人,有苦难说出来,钱不够,我帮补一点。死个舅子都不干。事到临头,我只去找一个阿姨去帮忙,一个月六百块我拿。我们就只两姐妹,父母都不在了,我不顾谁顾呀。”
邢毅说:“这事情倪淑贞咋不跟我说呢?”
谢老师说:“半年前他就被喊出来,楼上楼下打杂。小倪就不知道了。按说干啥都是工作,只要工资不少,不用挑三拣四,你也没那个资格。还以为这样没事了,没曾想,人倒霉起来就是接二连山。”
“又怎么啦?”
“出了事也还是不说,是我姐告诉我,晚上做梦开口骂人。我就找人打听,结果搞清楚了,外面有人送东西来给领导,没有见着,就放在一个什么不被人看见的地方,他去打扫卫生看到了,不给领导汇报,更没有悄悄送去,而是拿到大门口来摆上,贴上一张纸,哪位失主的,请自己来认领。大家都心知肚明,领导也不好来拿,大门口就有几个摄像头,就那样放了半个月,最后不知是狗还是猫叼走了。你说这还是运气倒霉,还要那样倔巴,还有好日子过吗?这下乡不就来了吗?家境就这么差,真是雪上加霜了。”
谢老师说到雪上加霜,表情沉重,眼里含早泪光,邢毅性情也沉重起来,老罗是性格倔强,认死理,被整也是有原因的。
邢毅回家闷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去一趟谢老师家,要了老罗哥的电话号码,走到街上,就打了过去,问他下乡在哪个支局,想过去看看。
老罗说:“黄泥支局,全县最边远的地方,离县城七十公里,沙子路,一年有七个月不通,不是这里塌方,就是那里陷落,虽说是个支局,连我这个不占编的在内只有四个人。”
邢毅说:“不就是那个抢救财产负伤的职工所在的乡?那个职工现在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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