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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观点颇为耐人寻味:这般巨大的差异,根源或许在于思想观念的分野。
大明深受儒家思想浸润,骨子里像个温文尔雅的君子。
对外交往讲究“怀柔远人”,彬彬有礼,甚至有些好面子——郑和下西洋带的是丝绸瓷器,是赏赐,是宣示国威,而非掠夺;即便是通商,也总想着“厚往薄来”,生怕让对方吃亏,更别说殖民掠夺这种事,从根上就不合儒家的“仁”与“礼”。
欧洲人却截然不同。他们骨子里带着海盗与强盗的基因,一切行事都围着“利益”二字转。
只要能获利,手段如何、他人死活,都不在考量之内。对他们而言,全球航行就是一场狩猎,哪里有财富就扑向哪里,掠夺黄金、奴役人口、抢占土地,无所不用其极。
正是这种对利益的极致追逐,让欧洲人有足够的动力在全球疯狂掠夺、殖民,将世界各地的财富源源不断汇聚到自己手中,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为后世的工业革命和全球霸权打下了基础。
而大明这边,恰恰因为太好面子,行事不够果决,往往自己吃了亏还得撑着体面。
就说那朝贡吧,周边小国摸准了大明“厚往薄来”的脾性,频频遣使来朝,带些不值钱的土特产当贡品,转身就能换走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回赠——丝绸、瓷器、金银,哪样不是宝贝?
久而久之,这朝贡成了小国们的“生财之道”,却把大明朝廷拖得够呛。国库银子像流水似的往外淌,到后来实在吃不消了,只能硬着头皮限制各国的朝贡次数和规模。
可这么一来,当初为朝贡开辟的海路渐渐冷清,朝廷上下对海上开拓的那点心气也跟着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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