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误了卿卿性命。”这话真说得又生动,又真实。我决不是说,世界上人人都是这样子,但是,从中国到外国,从古代到现代,这样的例子还算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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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些人都把别人当成了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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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有几句尽人皆知的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这真是见道之言。把别人当傻瓜的人,归根结底,会自食其果。古代的统治者对这个道理似懂非懂。他们高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想把老百姓当傻瓜,但又很不放心,于是派人到民间去采风,采来了不少政治讽刺歌谣。杨震是聪明人,对向他行贿者讲出了“四知”。他知道得很清楚:除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外,不久就会有一个第五知:人知。他是不把别人当作傻瓜的,还是老百姓最聪明。他们中的聪明人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不把别人当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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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把别人当傻瓜的现象,自古亦然,于今尤烈。救之之道只有一条:不自作聪明,不把别人当傻瓜,从而自己也就不是傻瓜。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只要能做到这一步,全社会就都是聪明人,没有傻瓜,全社会也就会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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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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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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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写过关于“隔膜”的文章,有些人是熟悉的。鲁迅的“隔膜”,同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个词儿的含义不完全一样。我们平常所谓“隔膜”是指“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鲁迅的“隔膜”是单方面地以主观愿望或猜度去了解对方,去要求对方。这样做,鲜有不碰钉子者。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稀见。即使有人想“颂圣”,如果隔膜,也难免撞在龙犄角上,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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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韩昇先生的文章《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第二期),其中有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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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从种族性格上斥责突厥“反复无常”,其出发点是中国理想主义感情性的“义”观念。国内伦理观念与国际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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