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来一句话:“我们还没干过把二等奖改成一等奖的事呢,倒是有过把二等奖改成三等奖的。”
不过,这个既定事实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虽然评审维权从未有过改变成命的先例,但他们还有5%的希望,那就是启动“复议程序”:由“委员会”10位以上的专家联合署名提出申请,并且详细申明初审不当的理由。
当时的情况是,郭为和李岚都是初进公司的计算机外行,如果直接去游说专家的话,专家们有可能觉得郭为他们是在走后门,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他们采取了迂回路线,把记者们分别请到宾馆里“聊天”,于是在198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报纸上不分缘由地登满了关于联想汉卡的报道,都说这东西如何神奇,说它是把中国人引进计算机殿堂的一座桥梁。《望》杂志说它“已经销往国内20多个省市”,《北京日报》说它“已经行销到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开发动态》一会儿用专业术语说,“这是国内外汉字功能最强的系统之一”,一会儿又用诗人的语言说,“她就像躁动于母腹的一个婴儿,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也在连篇累牍地宣传汉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投反对票的专家产生这样一种心理:是不是我原来看得有点问题?
紧跟在后面的就是一个一个登门求见。第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孙鸿烈,此人本来就在为联想鸣不平,自然一说就通。然后两人拿了孙鸿烈的签名去找别人,一见面就送上事先准备的全套材料,言辞恳切地陈述理由,再递上早已写好的申请书,等着人家签名。在李岚的记忆中,1988年她似乎没干别的,就是这件事。她见了人就说自己是“联想的代表”,感受了热情也感受了冷漠,见识了开门见山也见识了拐弯抹角,更体会到了被严词拒绝的难堪。攻关组在登门拜访时,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只是说“请你到我们公司来,我再一次给你展示联想汉卡”。
为了迎接委员们的到来,柳传志和倪光南在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全都出马,公司搭建了临时展厅,摆上了全部插着联想汉卡的计算机。委员们陆续到来,有时候是一群人,有时候是一个人,无论多寡都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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