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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十八岁,是在偏远的居德布兰长大的,那里有个规矩,我们只能见附近的邻居,不能见别人。我们不看报,也没有书,我什么都不懂。我所了解的政治都是我爸告诉我的。我们的家族只剩我们一家人,其他人在二十年代都移民到美国去了。我的父母和两边农田的邻居都是吉斯林的支持者,也都是国家集会党党员。我有两个哥哥,不管什么事,我都向他们看齐。他们都是希登组织[27]的成员,是穿制服的政治激进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替组织在家乡招募年轻人,否则他们自己就得上前线。至少这是他们告诉我的。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的工作是招募告密者。但为时已晚,我已经准备上前线了。”
“所以说你是在前线改变信仰的?”
“我不会称之为改变信仰。大部分的志愿军心里想的主要是挪威,很少想到政治。我的转折点是我发现自己在为别的国家卖命。事实就这么简单,而且为苏联打仗也不会更好。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在塔林的码头执行卸货任务,想偷溜到瑞典红十字组织的船上。我把自己埋在煤堆里,藏了三天,以致一氧化碳中毒,不过后来我在斯德哥尔摩康复了。然后,我从斯德哥尔摩一路走到挪威边界,独自越过边界。那时候是七月。”
“为什么你独自越过边界?”
“我联络的几个瑞典人都不相信我,我的故事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反正没关系,我也谁都不信。”辛德再次大笑,“所以我低调行事,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越过边界简直就像小孩过家家。相信我,在战争时期从瑞典越过边界到挪威,危险性比在列宁格勒低头捡口粮小太多了。要加点咖啡吗?”
“谢谢。你为什么不留在瑞典?”
“问得好。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辛德顺了顺头上的稀疏白发,“我心里充满复仇的念头。那时候我很年轻,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对正义的概念会有一种错觉,认为那是人生下来就拥有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在东部战线,内心有很多冲突,有很多人认为我的行为坏透了。尽管如此,或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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