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着,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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