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意儿,大家可以自行谷歌,总之在发行了不到一年之后,就有很多人都喜欢拿金圆券代替卫生纸来擦屁股,因为它比卫生纸还便宜。
更要命的是,明面上规定的工资,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为中间扒皮的恶棍极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例如在二十年代初,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月薪12元。但车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连喝稀饭都不够,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如果硬顶着不肯孝敬的话,被打断手脚都还是轻的,装麻袋丢进黄浦江的也不少。
而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招工市场,都被各类帮派(主要是青帮)包揽,企业必须给这些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绕开都不行。有时候还得容忍这些帮派往企业里插进一帮吃闲饭的人,否则就会被砸(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所以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在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狠人面前,没背景的资本家其实跟被剥削的工人没啥两样。
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纵然企业家有心善待工人,也因为被黑帮压榨胁迫,而做不成事。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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