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皇五帝

渎字，实在含有“通”“浊”二义；“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浊”同“周通”二义。这都是相传的旧训，绝非郦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灾区极广。尧时候的水，据《尧典》看起来，似乎“是多年的积害”，那么，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说：

《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淮南子》也说“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书》说（见上节），这许多话，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随口乱道的（这许多话，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因为用不着文饰）。

禹的治水，《史记》总叙他道：“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这些琐细的问题，且别去考据它），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穑……”的说法相合。可见得当时治水，实在是禹为主，而益、稷佐之（《史记·殷本纪》载《汤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继业的）。至于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导诸水，使之各有去路。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本来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趋势，叫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那么，江、淮、河、济四水，就是诸水的纲领，所以这四条水，就唤作四渎（《风俗通·山泽》引《尚书大传》：“江、淮、河、济为四渎。”《汤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因为当时诸水互通，所谓四渎，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以为诸水之纲领，所以济、汉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说的意思，也不是凿定，把江、淮、河、汉算作四渎；所以“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又是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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