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谋划

来的社会崩溃，反火上浇油似的增加了不少不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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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还有一点，明末的商业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并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什么好处。国家的财政，依然拮据。因为这其中的贸易红利，基本上都给那些大商贾和文人官员们瓜分了。小民和政府，反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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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大明的立国本是以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在财政收入上，向来以一个简朴的小农社会为参照物。这种从小农社会出发而制定的各种制度，包括财政制度，很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官员们普遍没有应付各种环境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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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人官员对于民间经济的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两眼一摸黑，无从下手。更不要说面对商业社会那各种复杂的变化了。自然，国家的税收和预算也就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了。大明朝很多官员根本意识不到社会商业财富的变化，根本没有在商业方面增税加税的概念，只会惯性地盯在可怜的农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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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大明朝后期，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集团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他们瓜分了大量的商业贸易红利，如果朝廷和皇帝想起来要从商业方面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到文官集团们的疯狂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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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住他们阻挠的，比如说万历帝，就因三饷加派，开矿榷税，开增商业税。被文官集团、大商贾们，加后来别有用心的鞑靼人御用奴才合伙痛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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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三饷加派，黄来福是不赞成，这是加重农民的负担，本来他们负担就重了。但开矿榷税，开增商业税，黄来福却是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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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文人当时占有了国家90%的财富，纳点税又怎么啦？都是国家公民，你商人和官员就没有纳税的义务，一定要将负担全压在农民头上？虽说开矿榷税时造成了一些商人的伤害，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造反，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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