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态度则是暧昧,两派中,也没表态支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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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日,京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吸了一些人的注意,神宗遣内臣责问内阁:“屡有人疏请开矿,为何不见户部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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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大臣申时行回奏说:“天地生财本以资国家之用,况今国库无余财,山泽无遗利,为权宜之计,开矿亦不失理财之策。但开矿必当聚众,聚众必当防乱。现今山西、河南之间,矿徒啸聚,势汹汹,欲闹事,廷臣正商议如何平息。若官府开矿,恐奸民乘机争利,隐患愈不可测。且朝廷一切事务,关系大体,岂可不惜所费而为。若开矿只为求利,必须事先计算工本,募工之费若干,防兵之费若干,开矿所得之利若干,必见出少入多,不为虚费,而后才可以斟酌开采。切不可因为民间一时之私请,朝廷便可议开。户部之所以迟迟未回复陛下,原因一是为了防患,二是出于爱惜钱财,三是怕差官扰害地方军民,四是不愿意泄露国家目前窘急之状,使外夷更加轻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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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申时行这样说,万历帝只能作罢。但事实上,从大明朝中叶一直到万历年间,不经官方的同意,民间商人和官员私自开矿者不计其数,如各地的铁矿,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外贸中铁器输出的增加,市场上所需铁器日益增长,刺激了许多人进山开矿,每到秋收之际,各个商人豪族,或是官员子弟,就纠集凶徒,百千成群,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二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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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各地的金银矿,铜矿和铅矿等,也是各地豪强勾结势家,盗矿者不计其数,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嘉靖时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有时都因为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了万历时,更是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各地的矿产收入,都为奸商专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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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在矿产的事上,各地官员已经和商人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即便是经过官府批准的矿产,偷税漏税现象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而朝廷中央,能够从开矿中获得的利益少之有少,大量的巨额到流到那些私营矿主的腰包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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