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见则死,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新冠病毒肺炎很相像了,只要见到患者,往往被感染。
河间府景县的记载是:“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陕西的鼠疫以及旱灾,直接导致了百姓的造反,不造反,无以为生了!李自成也趁机而起!这是后话。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
这样一来,南北都有鼠疫,外加水灾和旱灾,明朝政府哪里还承受得住?整个大明天下,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三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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