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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树下，何如月和青工们围坐一圈。锅炉间门口掉了不少煤渣，青工们还仔细地帮她掸去，又铺了报纸，才让她坐下。

何如月没有拒绝其他车间的青工们旁听，反而还允许他们补充。她有信心，自己能当好这个主持人。

通过郭清和刘德华他们一通抱怨，加上其他人的附和，何如月大致知道了矛盾的始末。

吴柴厂为鼓励增产增效，从去年开始恢复奖金制度，对生产任务重、生产效益高的车间来说，职工的收入一下子提高不少。但奖金的核算不是跟工作量挂勾，而是按工资系数计算。工龄短和工龄长的职工，加班费收入差异巨大。

这还并非主要矛盾，毕竟工龄长的老职工工资级别更高，哪怕撇开加班，就八小时之内，也必定不可能同工同酬。小青工们对加班费的差异也咬牙认了。

真正让他们生气的点在于，加班费已有差异的情况下，他们的排班量却比老职工更多。

厂里给出的理由也很充足，老职工都有家有室，没有那么多时间加班，所以排班时就更侧重没有成家的年轻职工们。

青工们表示，这理由不接受。

郭清就说：“厂长开大会，明明说‘按劳分配’，这是按劳分配吗？”

刘德华也蔫蔫地说：“甘蔗哪有两头甜。又要拿得多，又要干得少，不公平吧？”

说实话，就这么一番听下来，何如月也觉得不公平。

这就是她从历史书里看到的“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论资排辈很严重啊。

从2020回来的何如月太清楚，很多在八十年代欣欣向荣的国企，到了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人员越来越冗余，负担越来越重，一派暮气沉沉，最后就悲壮无声地消亡在历史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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