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职工家的孩子都被一锅端走了。
这些人年纪都不大,最大的不超过20,小的也就十五六。
有的家长不太放心,觉得孩子太小了,背井离乡肯定受不了,就想让孩子接班。但是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
最早一批想出这种办法的人已经被人拉出去斗了一番,谁都不敢触这个霉头,只好硬着头皮送孩子们走,想着找机会再把人弄回来接班。
好在第一年下乡是有补贴的,国家每个月给固定的口粮,差不多也能吃饱。只是到了乡下要吃点苦头。忍忍就过去了。
陈康宁算是幸运的,她有工作,不在下乡之列。
不过,知识青年们要走的那几天,她也老实的很,每天坐在办公室里认认真真地工作,不去给大家添堵。怕别人看见她就想到自家孩子。那心里肯定是好受不了的。
1969年的春节,到底还是过得比较沉闷,很多人家都上演了离别。
但日子还是要过,等到春暖花开,大家的情绪又重新高涨了起来。
下乡政策一直持续,为了避免下乡,大家默默无言地想出了各种招数。
有磨破鞋底到处转悠着找工作的,有游说父母让他接班的,还有赶紧找个有工作的人结婚的。
最离谱的就是假离婚和假结婚。姐姐姐夫离婚,妹妹跟姐夫结婚,这样就都不用下乡了。
作为一个有工作的年轻大美女,陈康宁自然而然的成了大家觊觎的香饽饽。
刚刚到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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