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也没有,”虞景还是看着那张画,“我总是想起来我们以前放学的时候,江城的冬天太冷了,但你的口袋好像永远都很暖和,牵着我走过很多路。”
陈岁聿没有说他放学以前都会把塑料杯装满热水,放在口袋里暖一节课,下课铃响的同时,半冷的塑料瓶就会瘪下去。
那时候虞景明明有手套,但总喜欢把手往他口袋里塞。
虞景冷不丁开口,问他: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陈岁聿神色未变:“不是说西雅图的饭太难吃了吗?”
“怎么可能是因为这种原因,”虞景笑起来,好一会儿才收住笑意,缓慢开口,“我给你讲一下我在美国的那五年吧。”
初到西雅图,虞景生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的病,感冒、发烧,在频繁反复地往返医院后,他开始厌恶消毒水的味道,紧接着是失眠。
整晚整晚的失眠,他也说不清楚缘由,只是突然丧失了困意。
在尝试药物治疗无果以后,虞景在街边接来了青少年递来的烟,然后是酒,尼古丁麻痹神经的本领平平,但那一段时间的虞景好像迷恋上这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将房间弄得乌烟瘴气。
他后来会想起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重金属的梦,他总在烟雾里望见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床边的音响放着不知名的摇滚乐,让人轻易联想到疯狂与死亡。
那年底,章玉宁顺利拿到遗产,第一次开诚布公地与虞景交谈,告诉他如果可以,就不用待在西雅图,回到江城去。
这给了当时的他闷头一棒,好像顷刻之间清醒过来,他朝章玉宁笑笑,巴掌大的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看起来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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