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之后,必然会为了更多的利益,雇佣更多人手,占有更多奴仆,使更多人离开农田,长此以往,对朝廷就没有那么顺服了,甚至敢于对抗。
刚死的大盐商、大铁商,就是现成的例子,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商人了,必须要出重拳了。
在先秦各国中,秦对于“尽地利”最为积极,因为秦国,也是当初的关中,地广人稀的问题,在列国之中最为严重,所以商鞅变法竭一切手段促使百姓放弃其他职业,投入农业生产之中。
相应的,就必须从律法上剥夺商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形成全社会,乃至全天下贬低鄙视“末业”的环境。
比如,从事商业者,遇到战争,属于首先被征发的对象,到后来征发人数越来越多,连曾经做过商人或者父辈做过商人的也要优先征发。
而因从事商业致贫者,可以任意收为官奴,这便是“七科谪”,那个谪拆开,正是“言商”之意。
在战国末年,韩非子甚至直接把“商工之民”归为国家“蠹虫”之一,认为不彻底消除他们,国家必然破亡。
韩之亡不提。
大汉立国之初,中原百姓经历了漫长的战乱,急需恢复民力,故高祖时期仍然承袭重农抑商之政,对商贾征收更重的租税,禁止商人穿着锦绣、出入乘车。
孝惠帝和吕后时期,朝廷对商人的各项律令就松了一些,不过仍禁止商贾家庭入仕为官吏。
孝文帝、孝景帝,乃至当今陛下,就更松了,如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之流,要么伪造身籍,要么不加掩饰,就这样登堂入室了。
论其本质,商贾的存在与王朝兴盛自有联系,哪怕在政治上长期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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