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信念、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这個信仰就是“经济自由”,以及从中衍生出的“贸易自由”。
细究而论,这本书所论述的诸多观点并不是作者所原创的,更没有多少前瞻性,基本上都是前人都已经充分论证过的,或者是此时整个时代的共同认识。其最大的贡献无非就是把这些思想集合起来了而已,里面甚至还有些许错误和逻辑上的瑕疵。
但是,该书出版刊印后,却没有人会真正否认这本《新管论》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价值意义。
在齐元翰编撰此书之前,尽管齐国的经济学界或者工商界领域中不乏璀璨的星辰,但均不足以照亮整个经济学的世界。
《新管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集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经济科学知识之大成而建立起来的。
通过该书,经济自由的理念不仅被高高的树立了起来,而且其运行也找到了最恰当的机制,那就是:利用人们的交易倾向,让所有的一切都通过市场机制来“自由竞争”。
特权和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大敌,《新管论》主张废除各种形式的特权和独占经营,良好的经营只有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得到确立。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或者企业才会出于趋利而采用最合适的经营方法,工厂的劳动生产力才会被迫提高。
“既然要倡导自由竞争,那么政府的过多干涉,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呢?比如,我们这些经营工厂和贸易商社的人,除了履行缴纳各种赋税后,至于如何经营管理,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怎么用人,支付多少工资,要求工作多长时间,以及是否开除不合格的工人,皆由我们自行处置,政府就不该过多干预和约束了吧?”
“非也,非也!”齐元翰听了,笑着摇摇头,“前秦轻重家癸乙曾说过,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贿其游者,责之令大夫。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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