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奴役,也间接‘消除’了这个岛上相当数量的原住民。”杜瑞图却是不管不顾,犹自说道:“就拿眼前这座码头来说,三十多年前,地方政府为改善码头设施,使其能停靠更多、更大的船舶,便强征三千余岛上原住民日夜施工。待工程完工后,参与施工的原住民仅剩下不到两千人。可以说,这座码头的下面埋葬着原住民的累累尸骨。”
“总不至于要在码头下面埋葬我大齐子民的无数尸骨吧?”在一名港务人员的指引下,李延良来到码头客运站,准备招一辆马车前往城中。
他们所乘坐的“福运号”将在宝源港停驻一天,补充食物和淡水,并添加燃煤,在明日正午十二时才会启航离港。
在这种情势下,他不想待在船上狭窄的舱室内无所事事,便随着一行旅客下了船,到城中寻一家舒适的旅社,洗上一个痛快的热水澡,然后美美的睡一觉。
然而,这位从怀远港(今旧金山)登船后便一直跟他喋喋不休的社会学家便不断抨击帝国的殖民事务是如何损害了太多原住民的利益,又如何破坏了难得的原住民文化,让他有些烦不胜烦。
也不知道,这位学者脑子里都装的什么,居然对殖民领地上的原住民充满了同情和怜悯,认为帝国政府应该像保卫帝国子民一样,对这些可怜而又无助的原住民施以保护,并加以经济扶持,让他们享受帝国的阳光沐浴。
难道真的是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这些到处游历四处考察的“良心”社会学者开始将注意力从国内转向了国外,为那些卑如草芥的殖民领地原住民发声,宣扬什么“天下大同”、“万民平等”之类的自由学说。
省省吧,这么富有博爱之心,莫如多关心一下我大齐社会底层百姓的民生问题,为他们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去发声,去呼吁,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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