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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带以恒回家，今晚我来搞定。”

盛轩愣了一下，眼角抽了一下没说话。黛安没听懂，但捕捉到眼神里的微妙变化，挑了一下眉。王瑶没解释，只是轻轻笑了一下。

盛轩抱着孩子出门，王瑶和黛安在客厅落了单。

晚上她们喝了一些酒，话题绕开政治，开始聊瑞士。黛安说还记得日内瓦湖边那家小书店，王瑶笑说老板已经换了。

后来，黛安提起那一年在苏黎世讲座的事，说：“你总坐在靠门的位子，记笔记从不间断，问题问得很精准。”她顿了一下，“我那时候以为你很冷。”

王瑶轻轻晃着杯子里的酒：“不是冷，是不知道怎么回应。”

那堂法学课上，她第一次见到黛安，一位来自美国的宪法学者。她的授课节奏清晰，逻辑严密，举例总带着某种锐利的目光。王瑶在讨论中发言冷静，但从不刻意表现，那种内敛里带着锋芒的特质引起了黛安的注意。

课后她邀请王瑶参加读书会，一起讨论人权法、判例演变、美国宪政的裂缝，也谈各自对“国家”与“制度”的观察。有一晚，她在楼下酒吧对王瑶说了自己的事——同性恋身份、曾经的亲密关系，以及那种在保守圈子中隐隐的不安。

她问王瑶有没有类似的感受。

王瑶没有回避，只是低声说：“我可能还没走到你那么清晰的地方。”

她没有接受那份好感，也没有推开，只在那个临近学期结束的午后，坐在图书馆台阶上对黛安说：“我愿意做你的学生和朋友，但不想用我的迷茫，干扰你的清晰。”

那天风有点大，两人说完什么都没再说。后来黛安回了国，王瑶留在瑞士，生活各自分开，却都没忘记。

酒喝到后半夜，两人没再多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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