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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影翻着读者来信,突然笑出声。
“百货大楼门口的报摊,今早六点就排起队,以前卖三天的量,现在一上午就空了。”
张副主编的手指在省报理论版的评论上敲了敲,语气却松了:“省供销社刚才来电话,说要给全系统订报,让职工‘学习讨论’。他们订了两千份,直接把明天的加印额度占了一半。”
“不过最重要的是~”
翟影从抽屉里抽出一本《安徽文学》,指着1979年第8期的“卷首评论”。
“连《安徽文学》的周明周主编都为他站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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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许成军的《秤星照春风》在《合肥晚报》掀起讨论热潮时,我重读了三遍原稿。这篇不足三千字的短文,像一柄精准的枣木秤,一头挑着个体经营的微光,一头挑着时代转型的重量,在1979年的文学版图上,称出了“改革”二字最本真的分量。
《秤星》的了不起,在于它避开了改革题材常见的宏大叙事,却让每个细节都成为时代的注脚。这种“以小见大”的笔法,恰是当下文学最需要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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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在时代禁区里开辟道路?《秤星》给出了答案:不回避矛盾,却用生活的温度软化锋芒。当老周把“为人民服务”的蓝布摊开在秤盘旁,个体经营的微光与集体主义的底色竟达成了奇妙的和解。这恰是1979年中国最真实的精神图景:既渴望突破束缚,又眷恋安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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