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能把所有委屈都辣出来;想念自己那双磨歪的鞋跟,踩在地上踏踏实实的,不像这舞台,亮得晃眼,却让人脚软。
琴盒里掉出张泛黄的照片:二十岁的秦砚站在大学琴房,手里抱着把旧小提琴,笑得露出牙,背后的墙上写着
“要让音乐像风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照片边角卷了毛,是被反复摩挲过的痕迹。我摸着照片上的字,突然明白,有些枷锁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为了所谓的
“体面“,亲手戴上的。就像我羡慕秦砚的聚光灯,他或许正羡慕我能在雨里随便找个屋檐躲雨,不用在乎领带会不会湿。
后颈的麻意袭来时,我正站在舞台中央,对着漆黑的观众席挥动指挥棒。想象着这里坐满了人,他们为音乐欢呼,不为赞助,不为人情,只为某个音符突然钻进心里,像颗种子发了芽。可当我闭上眼,听见的不是交响乐,是儿子的咳嗽声,是老周叹息的声音,是自己关节发出的咯吱声,还有街角那个扫街小伙子的传单,被风吹得哗啦响。
三、传单与指挥棒
再次醒来时,天已经亮了。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身上穿着那件被汗水浸出印子的衬衫,手里还攥着半张皱巴巴的传单。后颈有点酸,像落枕了,却比指挥台上的刺痛舒服得多。
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是林小满发来的:“今天做了全麦三明治,给你留了一个,加了双倍鸡蛋。“
我笑着回复
“马上到“,起身时发现枕头底下多了支笔
——
不是象牙指挥棒,是我用了三年的圆珠笔,笔帽上磕掉了块漆。
穿衬衫时,我特意把皱巴巴的衣角扯了扯,虽然不太平整,却比秦砚的燕尾服自在。路过早餐摊时,买了碗热豆浆,喝下去的瞬间,胃里暖烘烘的,比低脂沙拉踏实多了。
到文化中心附近扫街时,正好撞见秦砚的车开出来。他坐在后座,侧脸对着车窗,眼下的乌青遮不住,和海报上的锐利判若两人。司机替他关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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