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一条商船从浙江出发到达长崎,也不过十五天时间。每条铜船可载铜十万斤,这样一年航行两次,二十艘铜船的运量就超过了滇铜运到北京的数量。截止到17世纪末,每年来到长崎港贩铜的商船已经高达200艘,在长崎从事与贩铜业务有关的中国商人已接近万人。
而岛国大量的铜流失,使得幕府治下的岛国铜价倒挂,源源不断的出口也导致国内的铜矿也面临枯竭的危险。
于是自一七一五年(正德五年)起,德川幕府实施了“正德新令”。规定清国每年到长崎入港交易的船舶数限定为三十艘。而准许入港通商的,只限于那几家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的商人,限定为每年贸易额白银六千贯,铜三百万斤。
而和珅为了积累与朝中其他三派(阿桂为首的武官派、刘墉为首的御史派、钱沣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资本,大肆插手江南的各项贸易,暗地里要求江南的大商家必须向和珅缴纳帮费。如有不从,则派人伪装成强盗,抄家灭门,江南大商人无人不敢听从。
因此,在日本贩铜这件事上,和珅就狠狠的插了一脚。
此时天色尚早,和珅想了想,回到里屋,又让下人服侍着换上朝服,带上了帽子。他还得去皇帝身边伺候。自打他从甘肃回来之后的一年多里,乾隆愈发的宠信他,时刻叫他伴驾服侍。
和珅到了乾隆大帐外,就见管事太监走了过来。
“和大人,皇上正要找你。”
和珅连忙进帐,来到皇帝身前,正要叩头,却听乾隆说道:“和珅免礼。”
“奴才谢主子。”和珅抬眼看去,只见乾隆手中捏着一份奏折,面带不豫。
“主子,有什么烦心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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