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念头如同一道冰冷的闪电,劈开了沈默脑中所有纷乱的线索。
他立刻调取了市心理援助热线的全部值班记录,将焦点锁定在周振国生前最后一次轮班的那十二个小时。
电子档案冰冷地陈列着事实:在那通被标记为“来源不明,未定位”的求救电话前后,周振国的接线记录中,赫然出现了三起投诉。
投诉内容大同小异,都指向了他糟糕的工作状态——“语气冷漠,像在念稿子”、“完全没有共情,只是在走流程”、“我感觉在跟一个机器人说话”。
每一条投诉后面,都有主管李姐手写的备注:“已约谈”。
但除了这三个字,再无任何后续处理措施。
沈默约谈了李姐。
这位在热线中心工作了近二十年的中年女性,脸上写满了职业性的疲惫和一丝无法掩饰的惊惶。
起初,她只是用官方辞令来回搪塞,强调周振国是老员工,业务熟练,偶尔的情绪波动在所难免。
但当沈默将那几份投诉记录的复印件推到她面前时,李姐的防线彻底崩溃了。
她的声音开始哽咽,最终坦白了一切。
“老周他……不容易。”她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他妻子七年前因为一场医疗事故,高位截瘫,全靠他一个人照顾。这些年,他就像一根绷紧的弦,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做康复、喂饭、翻身,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长期的精神压力让周振国患上了重度抑郁,工作时常常走神,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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