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可怕的指控。因为真正的事实是,她不仅没有犯罪,还亲身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令一个人的操控——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成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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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律师走到陪审团前,语气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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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不仅是知情者,还在犯罪后刻意隐瞒重要信息,我们有证人表明,她曾在案发前一夜与另一名嫌犯密会,既然被告和这么嫌犯是第一回 见面,彼此不熟悉的前提下,为何会夜晚与他独处?这显然是一场实现密谋好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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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控方面向成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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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请问,你是否承认案发前曾与你的弟弟有过私下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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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成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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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奉春站在法庭中央,语速平缓而有穿透力:“控方的提问充满诱导性,试图将“私下接触”和“犯罪共谋”画上等号。而法庭是追求真相的地方,而不是推测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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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转向陪审团,语调微微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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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顾事实,被告与另一位嫌犯确实有过交流——这是任何家庭关系中必不可免的场景。要知道,成柏林是被告亲生父亲派来的唯一代表,是她当下了解原生家庭的唯一渠道,而当时,她并没有回到亲生家庭,因为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家庭有疑问,而去问自己的弟弟,有什么问题?私下接触本身并不能代表被告知情。更不能说明她参与了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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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追问:“那么,被告人在案发后为何迟迟没有报警?这是否足以证明她有意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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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奉春环视法庭,声音高挑:“阁下的问题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报警等同于无辜”,请问,这是否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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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被告因受到另一名嫌犯的威胁而陷入恐惧。在这种情形下,她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安全——她选择了保护自己。这不是犯罪,这是生存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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