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观点。
君权神授的观点一出,将皇权源头从武力争夺转变成了天命授予,使得诸侯国的叛乱成了逆天的行为。
于是汉武帝有了正大光明平乱的理由。
而大一统的理论则是通过天人感应来完成的,神化皇帝,说皇帝是天之子,地位至高无上,而又说皇帝施政失当会招致天灾,需要下罪己诏,又限制皇权。
于是,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淮南王谋反案中,武帝以此理论清洗诸侯势力,彻底的完成了中央集权。
在这个过程中,董仲舒将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与阴阳家学说结合,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对应仁、义、礼、智’等。
于是儒家学说从民间升级到了天道代言人,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后董仲舒又提出了太学制和察举制,太学制可以让儒生当官,而察举制则是让儒生获得了解释异象的权利,继而影响政策。
两者结合,完美的实现了以儒制君,表面强化皇权,实则要求皇帝‘法天而行’,必须遵循儒家规范。
董仲舒提出这个三大理论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或者说是自己提出的,还是和汉武帝一起商议的,或者说汉武帝向政治的妥协,都不得而知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中央集权提供理论支撑,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政治得以长久维持。
从君权神授开始,后代的皇帝出生若是没有什么异象,那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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