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到处浮沉着,有的成了发明家,有的从事探险,也有些人喜说笑话,有的却终日沉默寡欢,有的正在飞黄腾达名利双收之时,而结果却无声无息地在角落里死掉了,有的做着卖冰卖煤的买卖,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被刺死,身后遗下了黄金二万元。是的,虽然在工业时代,人生依然是奇妙的,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变化总还是人生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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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政治的或社会的革命,宿命论,在人事上是没有这回事的。人性的因素,使那些新原理和新制度创造者的计算完全失败。也击退了法律,制度,和社会改革政策的创造者,不管所创造的是奥尼达团体制度(oneida——奥尼达人系指居住纽约奥尼湖附近之美国印第安人——编者,)或美国劳工联盟,或法官林赛所定的伴侣婚姻制度。新娘和新郎的性格,比了婚姻和离婚的惯例理为重要。那些执行法律,或维护的人们法律本身更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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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个人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个人生活是一切的最终目标,并且也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的进步,都是由许多个人(个人造成国家)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脾性而产生,所以也完全以个人的脾气的性格为基矗国家的政治和国家每一时期的进化,其决定的因素,完全是由于人民的脾性,因为在工业发展的原则之外,一个民族做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卢骚不会预料到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拿破仑的突然出现,正如马克思不会预料到他的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发展和斯太林的出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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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演变决不是由一般所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所决定,而是由于人类天性上的某些特质和法国人脾性上的某些特殊质素所决定,马克思虽有根严正的辩证法,可是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将取的途径之猜测,却是完全失败的。从逻辑上讲起来,照他的逆料,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应发生于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和无产工人阶级抬头的地方,——先在英国继在美国,此外德国或许也有发生的可能。但是事实却不然,共产主义却是在俄国这么一个农业国,一个无产阶级没有多大力量的国家里,最先找到了实验的场所。这是因为马克思忘记顾到英国和美国的人的因素,忘记顾到英国人或美国人应付事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济学上的一切重大的错误,全是由于不曾考虑到那个国家中那种不可测度的因素。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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