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任假说的口号,英国人做事有条不紊慢慢做的习惯。盎格罗撤克逊民族有着个人自由,自尊,明达,秩序的爱好;这些对于英美各种事态的发展,比之德国辩证学者的全部逻辑更有决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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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国家内的政事进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种个人的内在观念为根据。这种民族的脾性,这种所称为“人民的天才”的抽象的东西,终究是许多个组成国家的个人的集合表现,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应付某项问题或危机时动作中所表现的性格,一部分人有着一种谬误的观念以为这种“天才”的本质是像中世纪神学中的“灵魂”那样的一个神话的宝物,而不仅是一个比喻。实则国家的天才,不过是它的行为的一种性质和做事的方法罢了。对于这种天才,我们又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它也和国家的“命运”般同样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抽象本质,这是不对的,这种天才是只能在动作中看得出来,只不过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即取舍和倾向,在危急时的特殊的局势下,决定着国家的最后行动途径。旧式历史学家往往跟赫智尔(hegel)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仅是观念在机械的必然下的一种发展,然而较微妙的而现实的历史观念,却以为这大概是机缘的问题。每当一个危急的时期,国家即作一次选择,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的势力和互相冲突的欲望在战斗着,情感的多寡,即决定天秤的倾侧。国家在危机中所表现的所谓天才,即是那个国家对于一件事情所作的取舍决定。每个国家总依着自己的意思,去取择他们所喜欢的,而排斥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这种选择是根据于思想的潮流,一些道德观念,和社会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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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英国宪政的危机中,(结果迫使一个皇帝的逊位)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所谓民族的性格在发生作用,有时在所赞成和所反对的事物中表现出来,有时在变动的情感的狂潮中表现出来,有时在自以为是正当的动机的冲突中表现出来。这类动机,即是对一位孚众望的的君王的私人爱载,英格兰教会,对一个离婚者的偏见,英人对于国王的传统观念,国王的私事,是否真是私事,是否可以以私事目之,国王是否应该做超越傀儡式的人物,他是否应该同情工党,在这些冲突的情感中,只要任何一种情感,稍微多一些,便可产出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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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历史中,情形永远是如此的,不管奇诺维克(z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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