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星河在海外的出名,在国内的媒体看来,突然且毫无征兆。
而且奇葩的是,东南亚、日、韩、新加坡四大区域的热度具备着截然不同的理由。
2000年中,正是东南亚从97年金融危机里逐步恢复过来的时间点。
复苏的经济给民众带来一种具备着强烈伤痛记忆的希望,也让各国内的精英阶层开启了一种反省。
这种反省十分复杂、矛盾、微妙,硬要形容,大体上是对西方的警惕、对民族意识的重视、对独立自主的渴望、以及对米国爸爸的依赖和畏惧,综合到一起,所形成的一种十分别扭的“觉醒”状态。
真的完全觉醒了吗?
并没有。
可那种基于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之渴望,分明的从每一个细节里透露出来。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方星河的“文化力量”滚滚而来。
《时代》亚洲版在印尼、泰国、马来、越南、菲律宾五国的销量,加起来总共只有4万本,平时大体上是这个数字。
这一期,最开始时仍然是差不多的销量,可能因为方星河封面上那张脸而多出来一些,两三千本,波动微乎其微。
但是,随着中英文双版本的采访被各国精英们进行解析,进而在报纸上引发讨论,销量开始缓慢爬坡。
泰国作为危机中心,被割得元气大伤,靠着出口和旅游业的高增长,也并未能够挽救银行业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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