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结束后二十三年,我停止向纽约时报的周刊投稿,并将剩下的手稿付之一炬,等到过去的回忆化为灰烬,我和安娜·伊万诺娃底价卖掉第四街的房子,动身前往得州的达拉斯。
我未曾想过离开居住十七年的街区,但一切都变成了我不认得的模样——那年盛夏我俩在哈德逊河边眺望远景,当一条蒸汽船喷着浓烟向我们靠近时安娜忽然扶着我晕倒,我当即吓个半死,赶紧和海员把她抬到附近的维希涅夫斯卡诊所,十天后我们收到肺气肿的确诊报告,此后安娜便卧床养病。当医生通知她可以下床,安娜找来一张地图计划起南迁,并坦白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我以拥抱回应了我的妻子,并最终敲定达拉斯作为我们的新居。
在这座南部小城,我们的生活平淡而充实地展开。我让安娜静养生息,可她执意要进电报厂当调度员,坦言那里“干一休一”的制度吸引了她。而我则受达拉斯晨报的聘用,成为了众生可憎的编辑——周一到五每天花三小时写稿,礼拜六休假,礼拜天为街区的书会撰写《新自由民》。除开月初一整天的体检以外,我们的生活闲适而漫长,也养成饭前浅酌贝灵哲酒的习惯。
一天,安娜告知我要跟同事换班,所以不能在家吃饭。我匆匆吃过晚饭,从柜子里翻出酒瓶和杯具,打算独享昨晚剩下的葡萄酒。
倒酒这方面我一窍不通,可安娜总是让我来做,然后在旁边唠叨杯子里的酒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好像她才是深谙此道的行家,而此刻我却能无视这条小小的规矩,放任酒浆满溢……在我的舌尖就要触及桃红色的酒面时,门铃骤响,我有些惊慌地放下杯子,白天我们的公寓时常被人拜访,可这般夤夜造访的恶客真是头回遇见。
“嗨,吉尔蒙·格罗斯,好久不见。”
门外站着的是戴维·墨菲——我在纽约的同事兼挚友,他在德文纽约日报工作,是一个致力于移民事项的弗吉尼亚人,也是1871年我从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的船只走下来认识的第一位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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