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戏剧理论的。”
“可我是学导演的。”他臭不要脸地说,“拍片我是专业的。”
我继续推脱:“我出国主要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生活。”
“可我是认真的。”他继续堂而皇之地说,“我需要用我的表达来让人们看见我。”
我被他一句句自我中心的胡扯带进了沟里,不禁反驳:“你一个十八线导演能被什么观众看见。”
付为筠却回答我:“我的片子里的每个镜头、每句对白都是我——我的意志,我的选择。我总有一天会做到的。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看见我。”
在这本应青梅煮酒的当口,我惊叹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吊车尾学生的胆大包天,而他则震惊于我居然真的是个胸无大志的富二代水硕。“老子花的每一分钱可都是老子他妈的辛苦卖身赚的。”我嘟囔说。他不以为然,“——花给我。”
“求包养的姿势可不是你这样的。”我道貌岸然地点评说。
可结果还真就是我让付为筠在我家住下,并把我辛苦卖身赚来的存款拿给他去左支右绌地组建团队了。
江恩是被付为筠拉来的第一个人,一个看起来先我一步被他灌过迷魂汤的冤大头,跟我第一次喝酒的时候就用一种钦佩的眼神看我,并且试图帮助付为筠来一起pua我——“为筠看得上的人不多。”我嘴里始终无济于事地抱怨着“那可不见得”,却终究还是被他们架上了车。
我们当时东拼西凑出的电影被付为筠敲定名为《跳河》,我说顶着这种抽象名字的小成本文艺电影每年都有一大摞,不会有人想看的。付为筠说我大错特错,“而且我们这可不是普通文艺电影,我们是拍犯罪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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