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政府的羸弱,之前教会在中国到处霸占民房地产,经营高利贷,包庇走私,强夺百姓生计,残酷剥削中国人民;勾结地主恶霸,招徕地痞流氓,称霸一方,为害乡里;包揽词讼,私设“班房”,拘禁中国百姓,破坏中国司法主权;搜集各种情报,充当间谍和谋士;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宣传奴化思想,进行文化侵略;以教堂为营垒,暗藏武器弹药,以屠杀中国人民;为本国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
他们起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教会侵略,早就激起了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抗。
同时,一些地主、富绅和地方官吏也因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受到教会侵略势力的损害,而愤懑不平。由此而引起的同外国教会的纠纷、抗争,当时被称为“教案”。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借着信仰自由的名义,开始限制教会的这种行径,事实上,自从中俄战争之后,中国各地的许多教会都循规蹈矩起来,变得顺从许多。
至少李安生治下的东北,就没有让教会的日子好过多少,很是辣手打击了一番教会势力,要是敢违法乱纪,就要受严惩。
李安生就东北的教会学校,也是作出了批示,真正促进东北地方教育事业的,予以褒奖,要是别有用意的,一律严厉打击。
教会学校不仅从幼稚园到大学研究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校体系,还自行建立了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拟订教育法规,设置视导人员,管理和监督各校行政和教学设施。从上世纪
70年代起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到90年代“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以及后来的发展,都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权责范围。
目前只有东北强力限制了教会学校的权力,逐渐的在收回教育主权,其他地方还在等着东北的处理结果。
教育主权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不能假手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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