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个金币那么厚。朱元璋慢慢的在灯下翻看,时而摇头,时而点头。
其实这已经算不上奏折,而是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剖析了目前暴露的贪官和白吏重灾区,浙江和苏州两地白员泛滥和官员贪污的实际情况、起因、以及对朝廷政令执行的影响。并且试探的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分散官员的权力。
“其权也极,其贪亦极,上下交通,而民之哀声不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依赖上级官员的监督,相当于没有监督。这肯定是武小子的原话,朱元璋叹息着想。奏折经过驸马李琪的修饰,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多让人不愉快的锋芒。在报告的最后,李琪请求,充分利用起这些年朝廷册封的那些无禄爵爷们的力量,让他们为皇家服务。
“这可行吗”?朱元璋摇头,继续向下面看武安国陈述的理由。老朱不是没做过依赖民间力量的试验,贫苦出身的他天生不相信官员的清廉。洪武四年第一次反贪,除了株杀贪官外,他曾经让户部彻查天下粮田,任命拥有土地多的大户充当粮长,代替官员行使收税的权力。他曾经认为本乡大户对小民有仁爱之心,不会欺负本地人。可没过两年,他就发现了大部分粮长心肠比官吏还黑,他们非但不缴自己应上缴那份粮税,还把自己的土地分到各自的亲戚名下,欺骗官府。更有甚者,居然吊打百姓威逼别人替他们缴纳赋税。在编册的时候,则从中捣鬼,多加征派,中饱私囊,甚至发生谎报灾情,将所有赋税据为己有的事情。朱元璋盛怒之下,杀了一百六十多个粮长,分权之事由此做罢。
“百官治世不可无权,专权者滥,极权者苛,古今不易……”,这是谁的原话,怎么不像武小子讲出来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武安国的奏折中提出的办法就是制衡,无论权力掌握在官员手里,还是百姓手中,运用权力时必须防止滥用和腐败。朱元璋先前“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监督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的举措就比较圣明,但官吏彼此制约监督的力量有限。现在因为战功和捐献获得荣誉爵位的百姓越来越多,他们拥有帝国赋予的荣誉,也有个人的财产,所以建议朱元璋充分利用他们作为帝国的支撑,将监察官员的权力下放下去,不是唐代以来采用的那种简单告密式下放,因为那样容易给不法之徒钻空子,历史证明其结果很有限。同时也不是采用宋代元丰年间那种“在尚书都省设置御史房,主行弹纠御史案察失职”式的权力交替。而是把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力和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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