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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商税方面。
经过秋冬大集之后与地方的斗争,再有之前皇帝从徽商等大盐商入手开始改革盐政,这几年岁入实银暴增就有盐政收入的功劳。
但与宋朝相比又算得什么?宋初盐钱收入三百多万缗,到南迁后乾道年间暴涨十倍到了三千一百多万缗。就算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也十分可观。
另一个则是宋朝的官员待遇。由于官员待遇实在好,这种“富养”政策下,官吏反倒愿意朝廷账目上岁入越来越多,这样给他们就能分得越来越多。
大明则不一样,不明确好各种待遇,反倒让这些待遇都变成了潜规则,有些还上不得台面,让地方上只能通过变相盘剥私下里搞。
此时御前,叶向高通过这两年来所做的准备,心里已经有数了。
“譬如榷茶。国初时南直隶榷茶一年可入六十八万两,后来只有川陕榷茶。若茶尽数专营,一年便足可岁入数百万两甚至千万两有余。酒之一项,不遑多让;契税虽可薄征,仅作财货流通统计依据,却也能岁入两三百万两;市舶关税,待东瀛南洋北疆西域都鼎定,足以千万两计;加上坐商、工坊……”
朱常洛听他盘着大明的真实家底,似乎一年岁入数千万两当真不在话下了。
他赶紧叮嘱道:“也不可尽数由朝廷专卖,卿等商议税制时,还要立足长远,予民间活水。朝廷能把新钱法稳住,将来都可因时势再调整。朕的意思,新税制不必再定额,螺狮壳里做道场倒在其次,地方上完成任务了多的就能揣进腰包,这不行。官吏和公务开支给足应有的了,却也不能让地方和各衙务必求多以便存留,继而盘剥过甚。”
朱常洛停顿片刻,继续说道:“朝廷收税,是为了使国家越来越好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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