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6章、大明之后

百姓实际交上去的远高于这个数字，而中枢所得岁入却远没有这么多。

泰昌朝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因为并没有改田赋旧制，但只凭厉行优免就已经能够实征四千两百余万石，远高于永乐年间三千一百余万石的峰值。

原因无他：大明这么多年，腹地总体是太平的，至少没有大规模战乱。新垦田土，岂是明初时能比？无非是仁宣之后，优免和隐田越来越多罢了。

而田赋这正税之外，虽然朱常洛有了昌明号、宗明号等收入来源之后免除了岁办等，地方科则收入也减少了不少摊牌，但对外贸易方面和厉行商税之下，岁入银两也比张居正当政时期的四五百万两多了很多，已经是一千一百多万两。

任谁都会认为：相较过去一年两千余万石、岁入二三百万两的水平，如今的泰昌朝已经不知要好多少了，要不然如何能支撑得起这北征东征南征？

然而与疆域“狭小”的宋朝比起来呢？

宋初，财政收入约在两千余万缗，那时一缗便是一千文铜钱，此前大明一两银子大约能兑六七百文好的制钱。

细算起来，宋初这财政收入已经比大明此前那两千多万石粮、二三百万两银要多了。虽然真算实际粮价，大明收入可能更高一些。但元丰年间，宋朝岁入已经有六千多万缗。到了南迁后，绍兴初年虽然一度只有三千余万缗，可到绍兴末年就已经有八千多万缗，淳祐年间更是到了一亿两千万缗以上。

这当然有盘剥更严重而大明则遵祖制田赋比例低、定额征收的原因，但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税赋潜力很大，而且至少宋朝岁入是能统计进来并且增长的，不像大明，财政收入峰值出现在永乐年间。

现在，大明也不必像宋朝那样往死里盘剥，把财政收入搞到每年数以亿两的级别，但至少也可以借鉴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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