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例如,火星人,会用一种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觉香蕉皮与梨皮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仍是与香蕉本身及梨本身的不同符合一致吗?然而我们谈到以香蕉及梨子的本身来代替对梨子皮的坚韧和香蕉皮的软滑的直接感觉与经验的了解,有什么好处?梨皮的坚韧及香蕉皮的软滑,就足以告诉人它自己是什么,这是直接的、正确的、且最有用的。耳朵对于不同的声波,眼睛对于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样。这是amp;quot;知识amp;quot;的自然的方式,这般微妙地发展,使一只鹿用他的嗅觉、听觉或视觉能老远就知道有一只老虎走来。这些感觉必需正确,且必须和真实环境相符合,所以必须是amp;quot;真amp;quot;的,否则那只鹿便不能够生存。我们要记得,例如,外面世界变迁的画面,一辆在二百码以外的汽车对着一个人的方向驶来或驶去,记录在面积不过半寸的视网膜的影像之内,因此这辆汽车的影像的本身大约只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这万分之一英寸的细微的活动,直接记录下来且常常不会有差错,为什么康德却要谈到那辆车的本身呢?西方的哲学家会立刻回答,amp;quot;中国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说的是什么。amp;quot;中国人则反唇相讥,amp;quot;我当然不懂。amp;quot;amp;quot;现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吗?amp;quot;这样,东方与西方一定各自耸耸肩膀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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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问我自己,中国曾否产生过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呢?答案显然是没有。中国也不可能产生。中国不讲究分析的能力、观念的及系统化逻辑的检测;对思想的途径及知识范围的差异也没有客观的兴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推理的方式是现代的,而中国的推理方式完全不同。中古学究型的推理及认识论的寻求毕竟以亚里士多德开始。一个中国人乐于倾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及诗学,而对于他的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及生物学知识,虽然观念粗一点,但为他的渊博所惊及感动。平心静气地考察到,在物理学及生物学中,他对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观的解剖(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医生)是惊人的。中国人有限的视野逼使他把一切的鸡以科学分类为不是amp;quot;硬的amp;quot;,就是amp;quot;软的amp;quot;。至于它和别的鸟类,例如雉,珠鸡的可能关系,当作是没用的而丢开。孔子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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