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以谏为忠”,本质上都是对大唐、对治世的忠诚。
而侯君集的“忠诚”是有条件的,当权力未达预期时,他便会立刻反噬。
这种“三姓家奴”式的品性,让深知其历史轨迹的李承乾从不敢委以重任。
更何况,李承乾推行的实务科选官制度,本就旨在打破功臣特权,侯君集这种以功要权的心态,从根本上就与新政理念冲突。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侯君集的能力与新政需求完全错位。他是合格的夺权工具,敢冲锋、敢杀人、敢在玄武门的刀光中赌命,但绝非合格的治国能臣。
作为吏部尚书,新政推行了这么久,却连吏部的三维单都弄不明白。
而不让其进入军队发挥能力,本质是对权力风险的精准规避。
李承乾深知,侯君集在原本的历史中,正是凭借军权与野心走到叛乱一步。
他早年随李世民征战,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与军中人脉,甚至在攻灭高昌时独当一面,展现出将才的绝对实力。
但这种实力在侯君集身上,从未与忠诚绑定。
历史上他因私藏高昌战利品被弹劾后心生怨怼,转头就撺掇太子李承乾谋反,试图借拥立之功再登权力巅峰。
对拥有上帝视角的李承乾而言,侯君集的军事能力越强,意味着他一旦心生异志,手中的兵权就越可能成为叛乱资本。
军队是政权的根基,若让侯君集进入军队,等于将最锋利的刀递到一个已知会背叛的人手中。
与其赌他这次会不一样,不如从源头切断风险,绝不让他触碰军权核心。
侯君集的性格缺陷,在军队环境中会被无限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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