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李义府的策论,却跳出了这个逻辑。
他不是要占领土地,而是要控制资源;不是要“教化蛮夷”,而是要“以威迫粮”;不是要凭空增加治理成本,而是要通过贸易和军事威慑,让外邦的资源“主动”流向大唐。
这与传统的开疆扩土截然不同,更像是一种“资源殖民”——用大唐的技术、经济优势,换取外邦的粮食、新种,用最低的成本填补本土的短板。
李承乾重新坐回案前,翻到策论中“西域耐旱麦可试种关中,天竺稻种可移种江南”的段落,笔尖在这些句子下画了一道横线。
新政推行四年,大唐的国力早已今非昔比:百炼司的火炮、火铳足以形成军事威慑。
汇通司的唐票让跨区域贸易畅通无阻;实务科培养的进士既懂农技又通算学,足以胜任“粮赋监”之职。
江南的丝绸、蜀地的瓷器、中原的铁器,在外邦眼中都是千金难换的珍宝,这些不正是“殖民”的基础?
但他也清楚其中的风险。
李义府的主张太过激进,“火炮轰其壁垒”“抄没其粮仓”这些手段,稍不节制就会激起外邦联合反抗,反而断绝商路。
再者,边军若手握过多兵权,又掌粮赋,难免滋生尾大不掉之患。
更重要的是,朝堂上的老臣们深受“怀柔远人”思想影响,定会痛斥此举“失德”“穷兵黩武”,推行阻力极大。
“可粮食问题,等不起啊。”李承乾叹了口气,看着着案上的《秋粮呈报册》。江南歉收、陇右粮涨,本土增产的空间已到极限,若不想办法从外部填补缺口,大唐的天花板很快就会抵达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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