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7节

根据本国的国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国学生，从他们身上就能体会到，中国的教育，模仿于日本，同时又借鉴了德国，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考察国民的现状，精心制定。胡乱模仿他国，太容易失败。”

“因为一切模仿都只能学到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现在各国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后，他们又早已暗中把旧制度改变了。这样就会永远落后。”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

杜威说：“是的，我知道这很难，我也仅仅是提出一点理念上的想法，至于具体怎么做，我就没法建议了。就像您说的，知难行易。”

——

在上海又会见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后，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二日，《晨报》发出梁启超的电报，山雨欲来风满楼。

李谕对杜威说：“走吧，我们去北京看看，那里现在是风暴眼。”

杜威同意说：“北京有几所我很感兴趣的大学，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发电让我去一趟北大。”

“那可真是有看头了。”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

在火车站，胡适奇怪道：“蔡校长怎么没来？”

李谕说：“肯定是学校里出事了。”

几人随即往学校赶。

《晨报》发文后，邵飘萍立马于5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一场报告，汇报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失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