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法语比有的巴黎人还要标准!”她后来对老主顾惊叹道。
巴黎这座“不设防”的大都市,终究以它特有的包容接纳了她。渐渐地,俞琬不再是街坊们口中那个“神秘的东方女医生”,而成了圣马丁街的一部分——就像街角百年小店里永远弥散着咖啡香,或是老画家雷米先生雷打不动的写生习惯一样。
俞琬也渐渐适应了在这里的生活,她从小学的法语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还交到了一群新朋友。
她每天清晨会去花店挑一束满天星或百合花摆在桌上。“文医生,昨晚的歌剧您听了吗?那个新来的意大利男高音,天啊,真是让人心醉”那位优雅的杜邦夫人在那遇见她时,总会这样寒暄。
中午,她常常去附近公园坐在长椅上,一边吃着叁明治一边翻着从书店借来的小说。书店老板玛格丽特是个女作家,叁十出头的利落短发,偶尔,她会端着咖啡坐到她旁边,与她讨论加缪的新作或是杜拉斯笔下潮湿的东方情调。
“又躲在这里偷闲?”
“今天不写你的侦探小说了?”俞琬笑着挪了挪位置。玛格丽特在她身边坐下,从包里抽出《局外人》,那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批注。
“写作需要灵感,而灵感,”她眨眨眼,“往往来自与聪明女士的对话。”
有时,街角画廊的画家也会加入他们,他是个留着乱糟糟棕色卷发的年轻人,总爱用夸张的手势谈论着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美学,或是莫奈的睡莲如何捕捉了光与影的变幻。
俞琬听得入迷,她从未真正学过艺术史,但她发现自己竟能跟上他们的讨论,偶尔还能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中国水墨画里的留白和东方美学里的“意境”。画家总喜欢这样惊讶地拍桌:“天啊,文,你该去索邦大学开个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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