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恩顿住了。
“可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和我的病人一抬头就看到那些士兵站在那里——”
“玛德琳太太问我,是不是以后看病都要先向穿军装的人报备”她又想起清晨的情景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克莱恩皱了皱眉,他想起那个总是带着小孙子的驼背老太太,每次来诊所都会塞给俞琬一袋自制曲奇。
“赫尔曼,我不是你的士兵,作为圣马丁诊所的文医生,我会害怕的。”
害怕?怕什么?
克莱恩凝视着她,有些读懂了这场“角色扮演”里她想说的话。她在害怕那些士兵的存在,会提醒着所有人,她首先是党卫军上校的女人,其次才是圣马丁街的文医生。
“下次,先告诉我,好不好?”抵着他胸膛的力道松了些,声音也软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决定——要派多少士兵,要站在哪里,要怎么和病人们解释......”
女孩挠了挠男人手背上的青筋,又勾了勾他的食指,这是她不安时,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小动作,但克莱恩记得清楚。
“我需要的是商量,不是命令。”
回应她似的,男人的食指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商量,这是词像块哑弹卡在他思绪里。
克莱恩三十年的人生里,字典里充斥着的是命令和服从。
在容克家族那套半军事化教育里,他的身份总是非此即彼:要么是绝对的服从者,对父母、对教官、对上级;要么是绝对命令者,对仆人、对士兵、甚至对重达数十吨的装甲战车发号施令。
很长时间里,世界于他而言是二元对立的战场——反抗或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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