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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傻呀,一帮子老臣,你一个人能干成什么事儿?学王安石,他干你也能干,多拒绝几次,把名声养起来。等着实在推辞不过了,咱们的目标是拿下开封尹!”
苏轼一个大大的白眼,真是想瞎了心了,自己从七品一跃到三品,那中间隔着十二转呢。
“放心,让子弹飞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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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轼”又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整个汴京学界进入了一次新的高潮,而且是关于研究“根本之学”的。
瞧瞧人家苏学士,从不好高骛远,华而不实,总是能切中治国的根本要义。
一个架设在田税基础上的国家,如果连种田是怎么回事儿都搞不清楚,那岂不是一团笑话。
不光民间和学界,豪强和勋贵,朝廷重臣和皇室也陷入了这场运动。
首先,人们终于从知晓了原来各地的耕土性别,从北到南,居然有十四种之多。
关中的黄土,中原的褐土,南方的红土,原来都是贫瘠低产的差品。
最好土质的黑土,居然是在辽国的地盘上。
其次,人们发现自己对土地和国家的关系认知上,居然是如此的浅薄。
多少耕地能承担多少人口,多少人口能承担多少赋税,这些赋税又能支撑怎样的食税阶层,原来都是可以以计算出来的。
甚至,一个帝国,能有效统治的地域大小,也跟土地的生产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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