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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嘉出院后，又在家静养了三天。医生说是低血糖引发的晕厥，还有长期过度疲劳的征兆。她知道这是身体对那段高压生活的反弹，却不愿多提。

周行砚像是没察觉什么异样，只在每晚照常发来日程和饮食建议。那些文字依旧克制、节制，没有一丝情绪涌动，但赵嘉总觉得，屏幕那一端的他似乎比以前更靠近一些。

她照做，准点吃饭，按时服药，不再熬夜看论文。她没有说出口的是，她每次点开那条短信时，心里都会有短暂的停顿，像是刻意掩饰的等待。

周六中午，她正准备出门去法图书馆查资料，手机忽然响起，是母亲的号码。

“嘉嘉，你奶奶……你奶奶要开刀，肠道肿块，县医院说必须转省里大医院。”

赵嘉心头一紧，“手术需要多少钱？”

那头沉默了几秒，才低声说出一个数字。她整个人怔了一下。

她挂断电话时，脑子里却突然蹦出一个早前阅读斯坦福研究文章的片段——“美国虽然医疗私有化程度高，但公私保险并行系统下，至少病人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而现在，奶奶所在的县级医院，连最基础的肿瘤路径诊断都无法给出准确建议，只能粗暴地下转诊，再把几十万费用像张罚单一样甩在家属面前。医保报销？那是漫长申报流程后“也许能返一点”。她曾试图在城市医院帮奶奶挂号，却被告知“户口不对口，必须基层先转上来”。

美国网友吐槽天价医疗账单，但哪怕是几千美金的急诊费，他们至少能质疑、能拒绝。而她和奶奶，只能被动接受，不谈价格、不谈流程，只谈运气。

“你先别告诉她我知道了。”赵嘉低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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