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有朝堂大佬阎立本,宰相张文寰背书,自己足够给力,这才免于物议。
当然了,到了高宗在位的中后期,好大喜功而常年拒谏;对外战争过于频繁,将士被迫疲于奔命;与吐蕃所在的青藏高原,突厥各部的塞外草原、西域列国/安西四镇;与高句丽故土的安东都护府之间;将太宗延续下来的精兵良将糜耗殆尽。
由此重新征发了大量将士,几乎将立国以来府兵体系抽空在外;如此众多将士犒赏、抚恤不足,就只能用家赠勋官来弥补和鼓励。结果就是由此勋官变得浮滥,最多时以上万计,却不可能都铨选为官,只能压制其迁转的进度,导致信用沦丧。
因此,也形成了士气不振、屡战屡败,继续滥赏勋官、继续打败战的恶性循环;这也是高宗朝后期几乎此起彼伏和疲于奔命到处救火,不得不放弃众多太宗打下的遗产,转为被动守势的重要原因。太子李弘上位后,很大部分精力就为之善后。
利用对战吐蕃取胜的声势和影响,继续维持住太宗横扫四夷九边的威势;将一系列未来可能爆发的隐患和内乱根源,努力抑制和消解下去。比如,安抚已降服数十年的突厥各部,避免西突厥的叛乱/重建;预防未来波及到中原腹地的营州之乱。
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的减少,对外用兵和镇压、维持的需求。然后与民休养生息,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甚至堪称是举步维艰了。因为人力钱粮资源产出,是不会凭空编出来的;这里增加了,其他地方就自然变少了。
征战有功的将士需要安置和犒赏,发生灾害的地区需要赈济和减免赋税,农田开拓和水利兴修,新政开工的大小项目。此消彼长之下既需要开源节流,也要宏观上的精细计算、运作和调剂,才不会因为一时偏差,变成连锁反应的灾难性后果。
李泓甚至为此在东宫的名下,以经营皇庄别业的管理人员基础上;自行招募和建立了一个,相当数量通晓数算士人组成的,庞大账簿/财会、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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