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经济主体自由发展。
而后者,则强调政府需掌握最多的资源,信奉政府威权,要求对中小资本和平民阶层等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禁止商人群体和经济势力侵入政权,杜绝“野蛮势力”对国家政策的干预。
这么看来,极盛皇权的存在,绝对是所谓自由派最大威胁,是笼罩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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