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集体谏诤乃至“软性对抗”来约束皇权。
历史上的正德皇帝欲南巡,结果被146名文官集体跪伏宫门劝谏,正德震怒廷杖
114人,但最终仍被迫取消南巡;
还有万历皇帝因“国本之争”与文官集团对抗
30年,文官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由集体谏诤,甚至以“辞官”“廷议”施压,最终由万历妥协收场;实质上就是因为皇帝没有掌握打破平衡的力量,导致皇权被一步步地压缩。
而面对手握强军的皇帝,像明初朱元璋、朱棣或宣宗等,他们通过直接控制京营、亲军、锦衣卫、东西厂、边军精锐,形成“军事威慑—行政效率”的闭环。
此时文官的核心策略是以“执行”为优先,通过“辅助决策”换取生存空间,避免直接对抗。强势皇权下,文官集团内部更易分化为“依附派”与“谨慎派”,缺乏“集体谏诤”的动力。
像是朱元璋时期,胡惟庸案、蓝玉案牵连数万官员,文官集团中虽有不满者,但无人敢串联对抗,反而纷纷以“揭发同僚”自保;即便是“洪武四大案”后,文官仍以“奉旨办事”为第一准则,极少有“死谏”案例。
此刻,面对朱由校展现的绝对力量与决心,文官们仿佛回到了弱势群体的角色,言语间无不字斟句酌,唯恐触怒天威,往日的气焰荡然无存。
虽然朱由校严令官员“注意保密,不可将朝议之事外泄”。然如此庞大动员,涉及衙门众多,消息终难尽掩。“三十万大军”、“五百万石粮”、“京城大阅”等只言片语,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涟漪,悄然在官场市井间扩散。
与此同时,在京师城南一处深宅大院内,烛火摇曳。
七八名身着锦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围坐密议,他们是一些江南士绅家族的代表,常驻京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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